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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股票配资陈仪更是被蒋介石委以重任

1950年6月18日，台湾“国民政府国防部高等军法合议庭”以“煽惑军人逃叛罪”，叛处“陆军二级上将”、“前浙江省主席”陈仪死刑，“褫夺公权终身，除留其家属必须生活费外，全部财产没收”。

涉案的另一嫌疑人汤恩伯，虽然曾经深受陈仪的私恩，然而在关键时刻，他因着对党和国家的忠诚与爱国情怀，选择率先举报，因而得以免于追究。

自那以后，汤恩伯彻底丧失了蒋介石父子的信任，遭受了严重的排挤和打压，在61岁那年，他因忧郁症在日本离世。陈仪为何会被指控“煽动军人叛逃”反对蒋介石？汤恩伯为何涉足其中？这一事件为何最终暴露？

陈、汤与蒋恩怨

陈仪，浙江绍兴人，于1883年诞生。他于1900年至1907年间，分别在日本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深造。辛亥革命爆发之际，陈仪投身于浙江的独立运动。民国成立后，他被推选为浙江都督府陆军部长，同时担任陆军小学校长一职。1916年，陈仪辞去职务，开始了闲居生活，不久后，他在上海的一家私人银行担任了襄理一职。1922年，陈仪偶然遇到了昔日的留日同学孙传芳，后者已在军界崭露头角。在孙传芳的邀请下，陈仪加入了他的部队，并担任了师长之职。

1930年，得益于留日同学何应钦的举荐，陈仪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军政部兵工署的署长。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蒋介石为深入了解日本国内局势，屡次召集陈仪等对日本有所认识的官员进行咨询。在此过程中，陈仪与蒋介石建立了直接的联系，并因才干与见识而受到蒋介石的青睐。到了1933年冬日，陈仪更是被蒋介石委以重任，任命为福建省政府的主席。

然而，在担任省主席期间，最令陈仪感到羞愧难当的，莫过于1937年初蒋介石下达严令，要求他组织一个规模庞大的代表团，前往台湾参与日军举办的“庆祝台湾皇家建设四十周年”的庆典仪式。

代表团启程之际，遭遇了福州民众的讥讽；抵达台湾后，台湾民众每日纷纷寄来数十封书信，对他进行指责，称他为“刘豫”、“张邦昌”。返程后，陈仪深感羞愧，无颜面对世人，数日闭户不出，以沉默的形式回绝了蒋介石要求他发表观礼谈话的命令。

自七七事变爆发，举国上下同仇敌忾，抗战的呼声响彻云霄。陈仪亦怀揣着改变自身在福建民众心中形象的心愿，然而他手中无兵可调，唯有长叹。尤为令他难以忍受的是，在日军攻占厦门的生死存亡之际，蒋介石却命他静观其变，眼睁睁地看着家园被侵占。事后，福建舆论对蒋介石的指责声不绝于耳，陈仪也只得默默忍受，替人承担了这场风波的后果。

1938年12月，汪精卫公然背叛祖国，投靠敌寇。陈仪情绪激动，遂在公众面前对记者发表谈话，一方面严厉谴责汪精卫及其同伙的“卖国求荣”行径，另一方面为他在任职五年间对日军的迁就妥协向福建民众致以诚挚的歉意。他强调，自己的行为均系遵从“中央”的命令，并承诺在“中央”的领导下，将坚定不移地投身抗日。谈话一经发表，福建民众对陈仪的指责逐渐转向了对蒋介石的指责。然而，这次谈话并未事先通知蒋介石，得知消息后，蒋介石勃然大怒，陈仪因此备受冷落。最终，在1941年秋季，陈仪被免职，离开了政治舞台。

数年间，陈仪在重庆历任行政院秘书长、党政考核委员会秘书长等要职。这些职务让他对国民党高层腐败堕落的现状有了更为直观且深刻的认识。抗战胜利之际，本欲与国民党政权撇清关系的陈仪，却意外地被蒋介石委以“台湾行政公署”长官的重任。履新之初，陈仪便向蒋介石提出了包括禁止美军驻台、美货入台，以及要求军统、中统特务一年内不得赴台等一系列建议，蒋介石对此均表示了同意。

不久之后，台湾岛上美货泛滥，特务活动猖獗，奸商与贪官相互勾结，台湾民众的生活苦不堪言。1947年2月，台湾爆发的“二二八”起义，正是这些积怨的总爆发。起初，陈仪与民众组成的“台湾处理委员会”展开谈判，局势得以缓和，但蒋介石却派遣大量军队至台湾，对三万多名台湾同胞进行了残酷屠杀。陈仪因此失去了台湾民众的信任，内心深感羞愧与自责。同年4月，国民党四中全会将台湾问题的责任全部归咎于陈仪，对他进行了撤职和处分。陈仪对蒋介石的仇恨日益加深，对国民党政权也逐渐丧失了信心。

陈仪年轻时

汤恩伯得以崛起，实乃得益于陈仪的悉心栽培。1912年，陈仪担任陆军小学校长之际，汤恩伯一贫如洗，遂向陈仪寻求帮助。陈仪便允许他在陆军小学担任旁听生。自此，汤恩伯始终追随陈仪左右，对其敬如长辈；而陈仪亦将汤恩伯视为自己的心腹。1925年，在陈仪的支持下，汤恩伯得以赴日本士官学校炮科深造。

1927年夏日，汤恩伯学成归国，在陈仪的援引下，投身国民革命军。鉴于其与蒋介石同校同科，且同为浙江同乡，汤恩伯深得蒋介石赏识，由参谋、师长一路晋升至集团军总司令，乃至战区司令长官，仕途颇为顺遂。抗战爆发，汤恩伯率部驻守河南，自封“中原王”，此举令黄埔系的陈诚、胡宗南等人心生嫉妒。1944年，日军发起“打通大陆交通线战役”，首战即指向河南，汤部溃不成军。蒋介石趁机剥夺了汤恩伯的军权，将其调任为名存实亡的陆军总司令。从此，汤恩伯对蒋介石心生不满。

1947年，在孟良崮的激战中，国民党精锐部队之一的整编第七十四师全军覆没，师长张灵甫亦在解放军的攻势下英勇牺牲。听闻此消息，蒋介石愤怒与悲痛交织。对此战败负有直接责任的汤恩伯，内心惊慌失措，直至半个月后才敢觐见蒋介石。然而，出乎意料的是，蒋介石在众多高级将领面前，下令汤恩伯跪地，随后对其进行拳打脚踢，导致汤恩伯遍体鳞伤，血迹斑斑，尊严扫地，最终爬出客厅。事后，汤恩伯逃至陈仪处哭泣诉苦，声称欲以自杀明志。陈仪尽力安抚，但汤恩伯却表示了反蒋的决心。

若陈仪对蒋介石的恨意与反蒋之举源于所谓的“公义”，那么汤恩伯的动机则纯粹是出于个人私利。然而，这两位人物能在这一问题上携手同行，实乃私交与情感因素所驱使。

汤恩伯视察

“浙江起义”流产

1948年春，陈仪自官场退隐将近一年，对国民党的未来已深感失望，不料却意外地接到蒋介石的召见通知，邀请他出任浙江省政府主席一职。陈仪未加犹豫，便以肩负罪责、不愿面对乡里、年事已高为由，婉拒了这一提议。这一举动多少让蒋介石感到意外，他只得强颜欢笑，建议陈仪先回上海稍作休息，再行考虑。陈仪抵达上海后，即刻与汤恩伯就此事进行了彻夜长谈。汤恩伯坚定地支持他重振旗鼓，寻找机会反戈一击。

一周过后，经过深思熟虑，权衡了各种利弊，陈仪向蒋介石表明了自己愿意前往浙江履职的意愿。在南京逗留期间，他亦曾为了汤恩伯恢复军职一事，向何应钦、张群、吴忠信等要员进行过交涉。不久之后，汤恩伯被正式任命为沪杭警备总司令。在南京与蒋介石会面时，汤恩伯再次遭到了严厉的斥责，内心颇感不快。在陈仪就任新职务的前夕，陈、汤二人在上海秘密商议，他们认为无论出于保境安民的考量，还是出于救国救民的大义，反对蒋介石的行动都势必要与中共取得联系。汤恩伯更是明确表示，若共产党能够宽恕他的过往，他将全力以赴，不遗余力地为党效力。

中共实际上早已察觉陈仪与汤恩伯的反蒋倾向。1936年寒冬，共产党成员胡邦宪，通过作家沈伸九（陈仪的亲戚兼顾问）的引荐，开始在陈仪麾下任职。至1948年8月，确认陈仪真心反蒋，并迫切希望与中共建立联系后，胡邦宪迅速向党组织进行了汇报。在上海和福建的党组织协商一致后，决定成立起义谈判小组，与陈仪一方就相关事宜展开谈判，并迅速将谈判计划上报中央军委审批。

在这段时期，陈铭枢、李济深等国民党资深元老对陈仪的正义之举及他的计划给予了全力支持，这极大地增强了陈仪发动浙江起义的信念。随后，陈仪与中共达成口头协议：自协议生效之日起，陈、汤方面不得逮捕中共地下党员和其他进步人士；对所有政治犯给予优待，并在条件允许时予以释放；江苏、浙江地区停止戡乱准备，但可对外宣称“戡乱救国”。协议执行后，中共方面对陈、汤过往的反动行为不再追究；待全国解放之时，陈、汤及其部下将享有政治上的民主待遇，并有资格担任军政要职；陈、汤所率领的部队将依照民主原则进行改编。

在协议签订之后，陈仪的反蒋言论逐渐转向公开和直接。10月，蒋介石召见陈仪赴南京，表面上声称“引退”，实则意在试探陈仪的忠诚。不料陈仪性格直率，不仅表示完全赞同，更是劝说蒋介石出国，这恰是蒋介石最为忌讳之事。11月，在一次接受《东南日报》记者采访时，陈仪直言不讳地表示，浙江境内并无匪患可剿，亦无动乱可平，且奸党活动绝迹，“船到桥头自然直”。消息传至蒋介石耳中，他勃然大怒。当月，浙江特务头目毛森在富阳逮捕了百余名共产党员及政治嫌疑犯，陈仪设法妥善处理了这些人的问题。毛森因此与陈仪发生冲突，遭到陈仪的严厉斥责。

不久，陈仪以财政困难为由，将毛森赶出了浙江。北平和平解放不久，陈仪收到了傅作义的和平通电，他马上复电：“日电敬悉。”虽寥寥数语，却透露出明确的态度。1949年1月，时任“代总统”的李宗仁为营造和谈氛围，下令国统区释放政治犯（实则暗中禁止释放）。陈仪接到此令后，即刻执行，但此举却让李宗仁和白崇禧极为不满。国民党在长江以北的军事溃败导致大量散兵游勇涌入江南，扰乱地方治安，百姓生活苦不堪言。陈仪决定趁机起义，于是邀请汤恩伯来杭州商议。然而，汤恩伯虽口头应允，却迟迟未露面。焦急的陈仪无奈之下，只得派遣外甥丁名楠与胡邦宪携带信函前往上海，亲自与汤恩伯面谈所有事宜。

其时，中共方面已经得到确切情报：汤恩伯已被蒋经国收买，背叛了陈仪。胡邦宪根据组织的指示，立即回杭州向陈仪汇报这一紧急情况。但陈仪将信将疑，始终认为自己与汤恩伯情同父子，汤不会如此下作。他甚至认定这是特务毛森在造谣生事，不可信。不管胡邦宪怎么劝告，陈仪就是不信。

正如中共方面所预见的，2月17日，陈仪在短暂地访问了奉化并拜见了蒋介石后，便被剥夺了省长的职位。此免职令由广州行政院院长孙科颁布，而幕后操控者则是蒋介石。21日晚，陈仪在出席了浙江各界的告别聚会之后，径直前往上海，但甫一踏上火车，便立刻遭到了特务的严密监视。到了27日下午，陈仪被特务从上海拘押，押解至浙江衢州。

浙江起义计划失败。

陈仪被枪决

汤恩伯卖师求荣，陈仪慷慨献身。

毛森在陈仪将其驱逐出浙江之后，便急匆匆地前往南京，向郑介民和毛人凤倾诉了自己的不幸遭遇。为了给陈仪施加压力，特务机构特意将毛森派遣至汤恩伯麾下的沪杭警备总司令部第二处，担任少将处长一职。自那以后，毛森便将陈仪视为心头的仇敌，密切监视着陈、汤二人之间的交往，企图寻找机会进行报复。

不久之后，毛森察觉到陈汤二人举止反常，立刻向郑介民和毛人凤进行了报告。郑、毛二人认为此事非同小可，遂即刻向蒋介石汇报。蒋介石回想起陈仪自浙江任职以来的一系列异常举动，决定先行安抚陈仪，进而对汤恩伯进行深入调查，鉴于汤恩伯手中握有重兵，此举措显得尤为关键。

不日，蒋经国受蒋介石之命抵达上海，与汤恩伯进行了会面。他以淞沪防御战为名，承诺将上海库存的20万两黄金交由汤恩伯处置，并赋予他战时上海物资管理的全部权力。汤恩伯深知蒋氏父子性格，料来此行必有图谋，因而表面上只得强作感激之情，静待下文揭晓。蒋经国进而要求汤恩伯将家眷财产迁往台湾，汤恩伯不敢有违，唯命是从。继而又命汤恩伯在蒋介石的画像前宣誓效忠，汤恩伯只得遵命执行。正当此时，汤恩伯接到陈仪亲笔所书。他在丁名楠面前显露出喜出望外的神色，旋即却又将信件递给了蒋经国，以此表明其忠心。汤恩伯就这样在利益的诱惑与压力之下，背叛了陈仪。

历经国民党官场风霜多年的陈仪，虽然对汤恩伯的背叛之举感到意外，但内心深处并未觉得太过惊异。他不禁有些懊悔，当初未将共产党的忠告放在心上，过分信赖了自己与汤恩伯之间非同一般的交情。

1949年五月，正当浙江即将迎来解放之际，陈仪不幸被特务人员押送至台湾基隆要塞，遭受拘禁。翌年春季，张群、何应钦等要员联名向蒋介石提出请求，希望对其采取宽容处理。蒋介石遂指示陈仪，撰写一封面向大陆的公开信，向当时参与人民政府工作的张治中、傅作义等人揭露他们“背离党国”的行径，同时表达他悔过自新、痛改前非的坚定决心。

然而，陈仪对此并不为所动，他坚定地宣称，自己一生唯有反蒋之举尚能令自己感到无愧于心，实在找不到任何可悔之处。张、傅二人追求光明的理想，实无可非议！蒋介石闻此消息，怒火中烧，愤懑不已。